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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肉牛大數據】肉牛調運的規模估算和利弊分析

摘要：

供需在空間分布上的錯配，使得牛肉產品長途調運在國內市場成為常態，其中跨省調運量約為300萬噸。由于常溫牛肉一直是消費主體，因此活牛運輸就成為主要調運形式。按一噸牛肉折6頭活牛折算，即便扣除以牛肉產品流通的部分，全年活牛流通量也不少于1500萬頭。其中東南各省是活牛及牛肉產品調入的主要地區，僅廣東、浙江和江蘇三省凈調入量折合活牛就接近1000萬頭；而山東、內蒙古、黑龍江、云南、河北等則是主要調出省，凈調出活牛都在200萬頭以上，產銷區物流距離動輒上千甚至數千公里。活牛調運數量之大，物流距離之長，在世界肉牛主產國中都是獨一無二的。如果再加上育種和育肥環節架子牛、育肥牦牛的調運量，則全國活牛流通數量就更為龐大了。

過去10年中，肉牛的生產布局發生了重大變化。從存欄分布看，肉牛存欄量位居前5的省份從2010年的云南、河南、西藏、四川和吉林變為2020年的云南、青海、四川、內蒙古和西藏，傳統的養牛大省河南和吉林都跌出前10。另一方面，存欄集中度有小幅上升，TOP10省份所占比重也從2010年的65.9%上升到68.3%。

圖2中國肉牛存欄分布，2010-2020

在肉牛出欄方面，位居前5的省份從2010年的河南、山東、河北、內蒙古和吉林變為2020年的內蒙古、云南、河北、四川和黑龍江，河南和山東出欄所占比重分別下降了6.2和3.5個百分點。與此同時，和存欄集中度相反，出欄集中度卻有明顯下降，10年來TOP10省份所占比重下降了5個百分點。

圖4中國肉牛出欄分布，2010-2020

在牛肉產量方面，位居前5的省份從2010年的河南、山東、河北、內蒙古和吉林變為2020年的內蒙古、山東、河北、黑龍江和新疆，河南、山東、河北產量所占比重分別下降了7.7、2.0和0.9個百分點。與此同時，與出欄集中度相比，產量集中度下降幅度更大，10年來TOP10省份所占比重下降了7.9個百分點。

圖6中國牛肉產量分布，2010-2020

我們看到，肉牛存欄、肉牛出欄和牛肉產量的地域分布變化趨勢存在較大差異，這與各地肉牛品種、育肥模式、養殖技術等方面的差異有關；但總的趨勢卻是大體一致的，即肉牛主產區從華北地區向邊疆地區轉移。特別是在出欄和產量方面，河北、河南、山東等省所占比重顯著降低，而西南地區的四川、貴州、云南、西北地區的甘肅、青海、新疆，東北地區的內蒙古、吉林、黑龍江等省區所占比重則逐步提高。

主產區的遷移一方面加強了肉牛生產的區域化和專業化，有利于生產要素的合理分配，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育種和育肥環節在空間上的不均衡。在這個轉移的過程中，中部、南部和部分西部等牛肉產區的肉牛養殖場和屠宰加工企業，從東北三省、內蒙古、新疆等牧區和半農半牧區購進架子牛進行短期育肥出欄，成為重要的經營模式。就全國范圍來看，肉牛繁育和育肥的分離狀況愈發明顯，包括牦牛也是如此。分布于青海、西藏等地的牦牛原本以散戶放牧、母牛繁殖為主要生產方式，由于市場需求力度增大和養殖技術的進步，不但開始對牦牛進行育肥，而且育肥區域依據季節和飼料充足度向低海拔、半農半牧區加速轉移，呈現出明顯的“高繁低育”（高海拔區域繁殖，飼料資源豐富的低海拔區域季節性育肥）、“標準化屠宰加工”的產業特征。

相比之下，肉牛養殖、屠宰加工和終端消費在空間上的不匹配程度更為嚴重。2020年，中國牛肉產量為672萬噸，進口量212萬噸，表觀消費量約為880萬噸，而在2021年達到950萬噸左右。根據中國統計年鑒的分地區常住人口和人均牛肉消費數據推算，中國牛肉消費的地域分布呈現出明顯的南多北少，東多西少的局面。其中廣東、江蘇和浙江占據前三強，2020年表觀消費量合計211萬噸，2021年估計超過230萬噸，占比接近25%；而其牛肉產量合計占全國比重僅為2%左右。整個東南沿海地區（包括江西、安徽、湖南、湖北等中部省份）表觀消費量估計在470-500萬噸，占比高達55%左右；如果考慮到走私牛肉（一般估計規模在50-100萬噸）基本都是從南方邊境地區進入國內，主要消費市場也在南方地區，則東南各省的牛肉消費占比還要更大。但上述地區的牛肉產量在2020年只有110萬噸左右，占全國比重不到15%。從下面的對比圖中，可以看出中國牛肉在生產和消費的地域分布上不匹配的嚴重程度：

供需在空間分布上的錯配，使得牛肉產品長途調運在國內市場成為常態，其中跨省調運量約為300萬噸。由于常溫牛肉一直是消費主體，因此活牛運輸就成為主要調運形式。按一噸牛肉折6頭活牛折算，即便扣除以牛肉產品流通的部分，全年活牛流通量也不少于1500萬頭。其中東南各省是活牛及牛肉產品調入的主要地區，僅廣東、浙江和江蘇三省凈調入量折合活牛就接近1000萬頭；而山東、內蒙古、黑龍江、云南、河北等則是主要調出省，凈調出活牛都在200萬頭以上，產銷區物流距離動輒上千甚至數千公里?；钆Ｕ{運數量之大，物流距離之長，在世界肉牛主產國中都是獨一無二的。此外，上海和天津因進口數量龐大，凈調出量也是正數，只是調出的產品是進口凍肉產品而非活牛。如果再加上育種和育肥環節架子牛、育肥牦牛的調運量，則全國活牛流通數量就更為龐大了。

肉牛產品特別是活牛大范圍長距離運輸，對牛肉成本費用方面的壓力自不待言，也不利于肉牛市場資源的高效整合和產業升級。此外，活牛大規模長途調運更深層次的負面影響是加大了牛疫病防控的難度。2020-2021年，肉牛行業深受結節病和布氏桿菌病困擾，前者已經有15個省市報告過疫情，防控形勢一直較為嚴峻。2022年牛疫病依然是多發的態勢。每年上千萬頭活牛在幾千公里的范圍內進行大流動，成為嚴重的疫病安全隱患；而且布氏桿菌病等本身還是人畜共患病，一旦發生較大規模流行，造成的損失難以估算，所需支付的社會成本就不是一個肉牛行業能夠承擔的了。

我們認為解決這個問題的途徑主要是兩個：一個在南方大力發展肉牛產業，提高牛肉自給率，降低對北方和西部肉牛的需求。南方肉牛產區背靠牛肉消費大市場，粗飼料生產能力強大且來源豐富，再加上山地、臺地立體型的自然環保功能與強大的環境自然凈化能力，發展潛力巨大，當前肉牛產業發展已經由起步進入加速發力階段。不過這一途徑受制于南方本地品種改良不足、成本較高、資源稟賦有短板等多種因素影響，更不用說肉牛繁育周期本身較長，短期內估計難以收到實效，且要考慮北方肉牛過剩產能的出路問題。

另一個是促進肉牛屠宰產業的升級，優化調整肉牛主產區的屠宰產能布局，提升其屠宰加工能力和產能利用率，促進肉牛就地就近屠宰，推動養殖屠宰匹配、產銷銜接；特別是要逐步構建產銷高效對接的冷鏈物流基礎設施網絡，加快建立冷鮮肉品流通和配送體系，改“運?！睘椤斑\肉”。從北牛南運轉化為北肉南運，除了政策的推動，更重要的還是屠宰企業自身的升級，包括養殖+屠宰加工一體化模式的發展和所在區域的冷鏈物流設施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