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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糧安天下，生豬產業牽動民心。近年來，我國生豬產業化發展步伐加快，在取得顯著成績的同時也面臨諸多挑戰。加之受非洲豬瘟、國際糧價上漲、全球疫情等多重因素影響，生豬價格波動和穩產保供備受關注。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中提出，要穩定生豬生產長效性支持政策，穩定基礎產能，防止生產大起大落。生豬產業如何在多重外部沖擊交疊影響下抓牢穩產保供？目前生豬養殖經營模式有哪些？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如何更好發揮帶動農民致富作用？本期對話邀請石有龍、張利庠、王祖力三位業內專家，圍繞中國生豬產業化發展相關話題展開分析與研討。

對話嘉賓

石有龍 全國畜牧總站原總畜牧師

張利庠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中國林牧漁業經濟學會副會長兼養豬經濟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

王祖力 農業農村部生豬產業監測預警首席專家、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經濟與發展研究所研究員

主持人：農民日報·中國農網記者 孟德才 劉知宜

01 我國養豬業在很長時期內都會是多種模式共存的多元化發展道路。未來生豬養殖將會形成“4∶2∶4”生產格局，即40％是大集團自繁自養，20％是家庭農場養殖，40％是散戶養殖

主持人：近日，某大型生豬養殖企業“爆雷”，不少代養戶遭遇斷料，以致出現“豬吃豬”現象，有的代養戶還面臨結款拖欠、押金難退、不提供豬苗等問題。這是不是說“公司＋農戶”的養殖模式就不行了？一旦這類事件發生，企業和政府應采取何種措施積極應對？

石有龍：大型豬企發生“爆雷”，是一次偶發的人為決策性失敗，并不代表“公司＋農戶”的養殖模式失靈。當然這其中反映出來目前一些生豬企業存在的問題與隱患，即盲目擴張與無序競爭。理想的生豬產業化發展應當是以銷定產的有序生產，這樣才能合理保護農戶、企業與消費者的三方利益。生豬產業是事關國計民生的基礎性產業，企業不能一味地追求高利潤，對豬價穩定、農戶共同富裕要負有責任。

張利庠：“公司＋農戶”的養殖模式本身生命力是存在的，只是隨著時間的變化，內涵和形式有所變化。有些偶發事件也可以折射出規律性的經驗和教訓。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屬于典型的社會型企業，根本性質就是聯農帶農。在這方面應給予龍頭企業一定的動態監督，不能完全放任市場化經營，避免一旦出現資金鏈斷裂，就造成農戶利益受損。一方面，政府應采取一些應急措施和適當的善后處置，以保障這類關系國計民生的產業能夠穩定可持續發展。另一方面，對于生豬企業來說，應加強自身的風險管理，在快速擴張、兼并企業的時候，要有足夠的盡調和應變能力，防止出現諸如壞豬換好豬、抵押欠債等問題。

王祖力：目前，我們能看到不少“公司＋農戶”養殖模式運行狀況良好，表明這一模式依然有頑強的生命力和很好的市場前景。對于大企業而言，尤其要注意加強與各類金融機構的合作，備足市場風險應對資金。同時要密切關注官方發布的權威市場信息，根據相關信息及時調整發展戰略，在行情低迷時，把發展重點放在節本增效上。政府則應擴大和增加對符合條件的生豬養殖場（戶）的信貸支持和資金支持，以應對行業低迷期。

主持人：目前，國內生豬養殖企業的經營模式可大致分為三種：傳統的公司與農戶松散合作的養殖模式、公司與農戶緊密合作的養殖模式、大規模工業化的自繁自養模式。請問這三種養殖模式各有哪些利弊？哪一種最適合當前生豬產業化發展需要？

王祖力：這幾種模式在我國都有很多的運營主體，發展都不錯，不存在高下優劣之分。我國地大物博、區域差異較大，不同模式都有很大的生存空間，我個人認為，我國養豬業在很長時期內都會是多種模式共存的多元化發展道路。

傳統的公司與農戶松散合作的養殖模式，其優點是雙方都有較強的自主權，在市場大幅波動時可自由靈活調整，缺點是企業對農戶的帶動作用不夠強。公司與農戶緊密合作的養殖模式，企業可以輕資產運營，對農戶的帶動作用較強，能加快農戶融入畜牧業現代化的步伐。但同時這種緊密關系也增加了產業鏈風險，一旦企業出現問題，就很有可能把風險傳導到大量的散戶頭上，嚴重的可能造成社會問題。大規模工業化的自繁自養模式，疫病風險和產品質量風險可控性強，但需要企業重資產運營，環保壓力比較大。

張利庠：每種模式都有優劣，不能一概而論。我們可以在政府的倡導與引領下，提高規模化，但是不可以單一地發展大集團化的大規模。規模化也是指農戶、家庭農場和合作社根據一定的利益聯結機制形成的規模化，不是單一的大企業、大集團超大規模擴張。龍頭企業就像一棵大樹，大樹之下應該郁郁蔥蔥，而不是寸草不生。在過去的規模化發展中，因為散戶難以調控，大集團自繁自養的發展速度非常快。但我認為其發展已經達到了“天花板”，這兩年的發展已趨減緩。對企業來說，既要有“龍頭”，也要有“龍身”和“龍尾”，在提高生產效率的同時，也要保障農民的勞動權和參與利益分配權。從這個意義來說，公司與農戶緊密合作的養殖模式最為符合中國生豬產業化發展的需要。

主持人：當前，我國生豬產業化發展整體狀況如何？在國際上處于怎樣的水平？存在哪些短板和不足？未來將走向怎樣的發展格局？

張利庠：我國的生豬產業從生產到消費都是全球第一，但問題在于“大而不強”，我國生豬料肉比、產能效率、屠宰率不高，成本也居高不下，生豬產業的國際競爭力較弱。

從中國自身發展角度來看，生豬產業發展到現在，規模化程度已十分可觀，科技利用率也提升很快。但仍面臨著如下幾方面問題。第一是育種，目前優質的生豬品種還由國外控制。畜牧業“卡脖子”的狀況實際上比種植業更嚴重。建議要加快我國生豬地方品種的雜交研發步伐，以盡快形成國內聯合育種的規模化和商品化。第二是飼料，高蛋白的大豆、玉米進口依賴度高。在未來，飼料也需要和中國傳統的飼料相結合，將國外的營養配方與中國本土配方結合起來，形成中國特色的節約型飼料體系。第三是生態化，很多人均土地面積大的國家，可以將土地單劃出來進行生豬養殖生態化和處理環境污染問題，而我國土地資源緊缺，就必須依靠農民的“種養結合、循環農業”來解決糞污排放問題。第四是我國生豬養殖智能化水平不足，應盡量在養豬過程中減少人工干預、提高自動化水平。

未來中國生豬養殖將會形成“4∶2∶4”生產格局，即第一個40％是大集團自繁自養，這部分作為中國生豬高效率、高科技的代表，是“穩定器”。第二個40％是散戶養殖，這是“蓄水池”。散戶和龍頭企業形成結合，龍頭企業要在資金、技術、防疫、營養、品牌等散戶養殖不擅長的環節提供支持。中間的20％屬于家庭農場，家庭農場是散戶的升級版。散戶經過多年的種植養殖，發展成適度規模的養殖，他們自身的經驗、實力、防控能力都增強了，和大企業談判議價的能力也比較強。

02 龍頭企業與養殖戶要成為真正的利益共同體，要充分發揮企業的帶動作用和農民的主體作用

主持人：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是引領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生力軍。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的判定標準是什么？在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進程中，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應發揮怎樣的作用？

石有龍：國家成立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的初衷是打破一家一戶“單打獨斗”局面，提升產業組織化和一體化水平，充分發揮龍頭企業帶動農民增收致富作用。龍頭企業必須帶動農戶，才能稱之為龍頭企業。政府要加強監督引導，將龍頭企業帶動農戶的責任、義務明確下來，確保帶動作用是實質性的，有看得見摸得著的成果。

王祖力：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首先要完善聯農帶農機制，加快小農戶融入現代農業的步伐，提升農業產業整體素質。其次是加強科技創新能力，加快重點領域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提高我國農業產業競爭力，減少重點領域對發達國家的依賴。第三，確保糧食和豬肉等重要農產品數量安全和質量安全，成為農業產業發展的“壓艙石”“穩定器”。最后是通過全產業鏈一體化發展，打造知名農業品牌，提高農業產業附加值。

主持人：目前個別企業在經營過程中沒有擺正和農戶的關系。您認為，應怎樣建立更加緊密的利益聯結機制，更好地發揮產業化龍頭企業對農戶的帶動作用？

石有龍：龍頭企業與養殖戶要成為真正的利益共同體，不能讓農民光成為報表上的數字，行情好時分一杯羹，行情不好就不管不顧了。建立與農戶利益共享機制，一是要建立保底機制。利潤好的時候，隨行就市；利潤不好的時候，建立保底價，不讓農民吃虧。二是開展“二次分紅”。在給足農戶基本利益保障額的基礎上，進行“二次分紅”，年底返還多余的利潤，讓利于民。三是可以探索發展全員股份制。農戶或以養殖場入股，或以技術勞動等入股，享受企業股份收益。這樣不僅能夠充分激發農戶的主人翁精神，還能有效提升農戶的養殖收益。

王祖力：龍頭企業帶動農戶，要充分發揮好企業的“鏈主”和紐帶作用，通過官方認定和政策扶持等方式，增強龍頭企業的榮譽感、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使其在關鍵時刻能體現出大企業的擔當。要發揮好農民的主體作用，激發其主體意識、增強主體能力，充分釋放農民作為農業生產主體的創造力，形成強大合力。要發揮好機制的保障作用，按照市場化的思路，為不同利益主體提供完善的制度保障。

03 散戶經營模式不會退出歷史舞臺，產業化并非規模越大越好

主持人：散戶散養是我國歷史悠久的傳統養豬模式。隨著生豬產業化發展，有人預測，未來散戶散養恐將成為歷史，將會被規模化養殖完全替代。對此，您怎么看？

張利庠：我一直主張保留散養戶。散戶養殖對市場來說，是一個“調節器”，無論大企業如何變化，散戶的成本最低，總能夠維持最基本的供需平衡。農民散養，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可以保證中國近一半農民的豬肉供應，不太受市場價格波動的影響。而對城市消費來說，如果沒有這部分的生產作為調節，就可能面臨更高價的豬肉。

如今的散戶養豬，不能還用過去的眼光看待，農民本身的經驗與知識水平逐步提升，在防病防疫等手段上也有新的進步，可以發展成與種糧大戶一樣的養殖大戶。因此必須把散戶作為戰略資源去扶持，而不能簡單地因為效率低而任其自生自滅。要讓農民成為新型農民，要讓農業還是農民從事的農業，要讓農村還是農民的農村。

石有龍：散戶經營模式不會退出歷史舞臺，散戶養殖具有很多優勢。養豬在中國歷史悠久，一年中家庭生產生活的剩余資源和業余勞動力用以養豬，年底殺豬獲得總收入，豬糞用以肥田，既解決了生豬飼料問題，又實現了資源節約、循環利用。種養結合是我國自古以來的農業生產習慣和致富渠道，已經根深蒂固地融入了中華民族的文明和血液中去。再者，農戶養殖規模較為穩定，是生豬穩產保供的重要支撐力量。超大規模下，一旦決策失利，容易出現較大風險，不利于穩產保供。散戶參與適度規模經營才是生豬產業最佳的經營模式，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也表明，農業產業化并非規模越大越好。

主持人：近年來，為避免“豬周期”對生豬產業造成的沖擊，我國提出要加快建立生豬生產逆周期調控機制，主要是將能繁母豬存欄量月度同比變化率作為調控基準，建立異常變化自動觸發調控機制，避免能繁母豬存欄量過度下降埋下供應隱患。對此，您有哪些看法？

王祖力：近年來，為應對生豬市場的新變化，國家對生豬產業宏觀調控能力逐步增強。經過多次適應調整，2021年9月，《生豬產能調控實施方案（暫行）》正式印發。這一方案以能繁母豬存欄量變化率為核心調控指標，建立異常變化自動觸發調控機制。方案在四個方面意義重大，效果明顯。

一是前移調控關口，調控更及時、科學。過去以豬糧比價作為調控指標對于生豬養殖盈虧反應較慢，此次以能繁母豬存欄量變化率作為調控指標，可以及時發現產能變化，提前調控時間節點。二是明確了調控邊界。明確提出要保證全國能繁母豬4100萬頭的正常保有量和3700萬頭的最低保有量。三是壓實了各地責任。建立產能分級調控機制，明確全國與各地明確的能繁母豬正常保有量和最低保有量目標。四是穩定了市場預期。方案明確提出在生豬養殖環節連續3個月虧損比較嚴重的時候，各地可按規定統籌資金對規模豬場（戶）和種豬場等給予一次性臨時救助補貼，穩定養殖主體的市場預期。

石有龍：“豬周期”是我在2003年提出的概念，傳統“豬周期”一般是3年，這個規律在2012年之前是較為有序的。最近幾年，豬價存在一些波動，是多方面因素共同造成的。首先這是由我國養豬的生產方式決定的，價格波動的主因不是散戶，而是超大規模的大戶陸續進入造成的，大戶的利潤目標與散戶是不一樣的。參考國外的養豬生產方式，我們發現與國內有很大區別，國外養豬就是農民的事，協會帶了幾千個生產戶、會員，群體很大，但規模不大。另外，國外養豬是嚴格的計劃經濟，以銷定產。再者，豬價波動的谷底時間在增加，這個主要是與成本增加有關，尤其是隨著許多大戶加入。針對這個問題，我想政府應該主要抓大環境、大市場，解決市場問題、政策問題。對養豬戶來說，異常波動的情況下，要保持自己的優勢地位，提高母豬繁殖能力是最有效的。

張利庠：以“多了少了”“高了低了”為特征的周期性波動是農業的特征之一，但不能出現過山車式的劇烈波動。以控制能繁母豬數量為抓手來穩定“豬周期”，抓到點子上了。但是“豬周期”不能單純讓“豬說了算”，豬是人養的，同樣數量的能繁母豬，產仔數、是否及時配種、養多大都是人為控制的。因此，穩定“豬周期”，一定要在政策上穩定社會預期，不能在政策上“翻燒餅”形成“逆調節”，反而加劇波動。在生產上一定要做好生物安全的基本功，穩定疫病，近年來每次劇烈波動都是重大疫病引發的。還要加強數據統計和信息溝通，不能等到價格高了才去預警，要提前給生產經營者科學的數據和推測，不僅要做到信息透明，還要推送、公布相應的發展趨勢，做到未雨綢繆。

04 “十四五”推進畜牧業高質量發展，關鍵要解決好“讓不讓養”“養多少”“誰來養”“養得活”“在哪養”這五個問題

主持人：受國際糧價上漲等因素影響，玉米、豆粕等原料上漲，導致出現了“飼料比豬肉漲價快”的情況，加劇行業虧損。如果飼料價格下行困難，是否會使企業與養殖戶積極性受損？應如何有效應對？

張利庠：目前國內的飼料原料對進口的依賴度較高。豬肉價格低的情況下，經營企業通過控制繁育的手段就會減少飼料用量，導致減產，價格波動大。解決飼料問題要從根本上降低對國外飼料原料的依賴，構建中國特色的飼料體系，關鍵要利用好我國本土的農產品，比如大量的莖葉和秸稈。這些資源當前都還沒有得到合理利用。將來我們要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適合中國國情的飼料道路，配方是關鍵。

王祖力：飼料原料價格高位運行，一定會影響企業與養殖戶生豬養殖積極性。對于養殖場（戶）而言，降本增效十分關鍵。行業低迷期通常是疫病高發期，非洲豬瘟疫情也還未根除，各類養殖主體一定要確保養殖場區生物安全。同時，要根據權威市場信息適時出欄，避免過度壓欄或集中拋售導致豬價過快下跌，出現深度虧損。另外，要優化豬群結構，提升能繁母豬群體生產效率。通過優化飼喂方式和精細化管理，提高飼料轉化效率，降低死亡率，從而降低養殖成本。

主持人：“十四五”時期，實現生豬產業轉型升級、高質量發展，您有怎樣的建議？

石有龍：首先從總體布局上加強規劃和指導，倡導科學的養殖理念，避免生豬產業大起大落。其次要保持供需平衡，需求多少生產多少，確保總量可控，要建立龍頭企業、農業生產協會之間的聯系溝通機制，以銷定產，履行契約精神，避免無序、惡性競爭。第三要改善政策環境。給生豬產業留出充足的發展空間，在飼料用地、養殖用地等方面給予政策傾斜。同時，政府要聚焦養殖業與生態環境的關系，在改善公共衛生環境等方面發揮主導作用，探索出積極有效的方法，并建立一套適合中國資源稟賦的飼料配方體系。

王祖力：推進畜牧業高質量發展，關鍵要解決好“讓不讓養”“養多少”“誰來養”“養得活”“在哪養”這五個問題。

解決好“讓不讓養”的問題，政策上要對用地、環保、金融等形成長效性保障，穩定養豬場（戶）預期，使他們愿意在設施設備、經營管理等方面加大投入，專注于提升生產效率和改善經營管理。解決好“養多少”的問題，以能繁母豬存欄量變化率為生豬產能核心調控指標，落實生豬產能調控機制，注重預調微調。同時與下游的凍豬肉儲備調節機制協同配合，建立動態監測體系，引導養殖場（戶）根據行情科學安排和調整生產。解決好“誰來養”的問題，鼓勵龍頭企業帶動發展，發展訂單養殖、生產托管等社會化服務。解決好“養得活”的問題，防范重大動物疫情沖擊，加快建立健全養殖場分級管理制度和動物疫病分區防控機制，減少產業波動誘因。解決好“在哪養”的問題，壓實生豬穩產保供屬地責任，確保各地都保持一定的自給率，同時探索在中央層面建立銷區補償產區的資源環境補償機制，通過財政轉移支付調動主產區發展生豬生產的積極性。

主持人：立足我國國情農情，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生豬產業化道路，首先要發揮好龍頭企業帶動農民致富的功能和作用，讓農民更多分享產業收益。還要建立與之相適應的飼料體系、生態化養殖體系、適度規模經營體系。只有充分發揮散戶養殖的優勢，不斷完善優化“公司＋農戶”的經營模式，才能實現生豬產業高質量可持續發展。感謝三位嘉賓做客對話欄目，分享精彩觀點！